本書集崔登堡研究史學數十載之心得大成，在本書中，崔登堡發揮其深厚的歷史學以及國際關係學基礎，藉由自身作研究的經驗，帶領讀者一窺學者研究歷史之堂奧。在本書中，崔登堡從收集資料、辨別資料是否可用，以及檢視資料之可靠性，一直到教導讀者如何有邏輯地推理出正確的歷史闡釋，並舉出什麼樣的歷史闡釋偏離了事實而無法使人信服，使讀者能分辨一個歷史研究的好壞，更能在自己從事研究時，不至犯下同樣的錯誤。作者在書中舉出許多實例，清楚地說明從事歷史研究應該遵行的原則以及應該避免的錯誤，本書第四章用一整個章節以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詳述研究歷史事件的方法與過程，最後對事件作出正確的歷史解釋。 身為一本歷史研究方法的書籍，本書所載內容之詳盡前所未見，知名國際關係學界大師范．埃維拉(Steve Van Evera)曾說過：「崔登堡寫下一本完整的研究國際關係史的手冊，從來沒...(展开全部)

本書集崔登堡研究史學數十載之心得大成，在本書中，崔登堡發揮其深厚的歷史學以及國際關係學基礎，藉由自身作研究的經驗，帶領讀者一窺學者研究歷史之堂奧。在本書中，崔登堡從收集資料、辨別資料是否可用，以及檢視資料之可靠性，一直到教導讀者如何有邏輯地推理出正確的歷史闡釋，並舉出什麼樣的歷史闡釋偏離了事實而無法使人信服，使讀者能分辨一個歷史研究的好壞，更能在自己從事研究時，不至犯下同樣的錯誤。作者在書中舉出許多實例，清楚地說明從事歷史研究應該遵行的原則以及應該避免的錯誤，本書第四章用一整個章節以美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詳述研究歷史事件的方法與過程，最後對事件作出正確的歷史解釋。 身為一本歷史研究方法的書籍，本書所載內容之詳盡前所未見，知名國際關係學界大師范．埃維拉(Steve Van Evera)曾說過：「崔登堡寫下一本完整的研究國際關係史的手冊，從來沒...(展开全部)

近现代日本外交史研究一直是中日两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国内外有关学者就此展开了多年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笔者反复考究既有的和新挖掘出来的史料后认为，近现代日本外交史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的特点，但其总体运行方向是逐步升级为霸权外交。而其每次阶段性的变化都与自身的国力及国际关系诸因素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随着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斩获，国力不断伸展，外交目标的指向及内涵亦随之不断扩展，最后升级为霸权外交。由于笔者熊沛彪在研究日本霸权战略，并提出全新方法和观点的基础上探讨近现代日本外交史，《日本外交史研究》就为对日本外交史系列课题展开再探讨创造了有利前提。

近现代日本外交史研究一直是中日两国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国内外有关学者就此展开了多年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笔者反复考究既有的和新挖掘出来的史料后认为，近现代日本外交史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的特点，但其总体运行方向是逐步升级为霸权外交。而其每次阶段性的变化都与自身的国力及国际关系诸因素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随着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斩获，国力不断伸展，外交目标的指向及内涵亦随之不断扩展，最后升级为霸权外交。由于笔者熊沛彪在研究日本霸权战略，并提出全新方法和观点的基础上探讨近现代日本外交史，《日本外交史研究》就为对日本外交史系列课题展开再探讨创造了有利前提。

渤海国外交史是渤海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共立五章十七节。在渤海国与唐朝关系史上及渤海建国史上重点探索了唐朝确立渤海大氏的原则，考察了汉唐郡望观念与渤海大氏的关系；对两唐书《渤海传》、《靺鞨传》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两传的诸多矛盾，认为是两唐书作者缺乏史学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观念所致，因而出现“别种”说“依附”说误判种种。在大武艺与大门艺的冲突中及大武艺“结援”日本诸事件中揭出高句丽因素；并对日本、新罗的“高句丽继承国”观念作了考辨。渤海与新罗的“争长”斗争是本书一个重点，并对新罗崔致远的渤海史观作透视，指出其史观误导了两唐书的作者。书中对“南北国时代论”作了驳议，指出其据以建立民族历史认知体系的企图。在揭诸渤海与日本从军事“结援”到商贸交往的转化中，揭示渤日的国书之争及其实质。最后对渤海与中亚粟特商胡的交往关系作了考述。书中移录了有关唐玄宗致大武艺书；新罗...(展开全部)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宋代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諸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另外，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範圍從國家大政到家庭瑣事，常以詩歌代替書信或論說。《宋代外交史》中的敘事常引用詩歌輔助，也說明了當時人對世事的看法與感觸。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展开全部)

10至13世纪，辽、金、蒙古相继兴起并入侵中原，与宋形成势力均衡的局面，外交遂成为两宋维系政权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两宋与周边政权举行过无数次谈判，订立了许多条约，使节交聘之多，外交往来之频繁，历史罕见。《宋代外交史》全面梳理了两宋对辽、金、蒙古开展外交的历史，详细叙述了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重要条约订立的博弈过程，细致展示了两宋弹性运用“和、战、守”三策，与强大外敌达成和平相处状态的生存智慧，以及联金灭辽、联蒙灭金导致覆亡的历史悲剧。 有别于“屈辱求和”的悲情化历史解读，陶晋生以卓越的史识、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宋代的对外交往关系，提出宋与辽、金、蒙古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这一颠覆性的观点。以前被视为城下之盟的《澶渊誓书》，在陶晋生看来，是宋朝统治者出于务实和理性的考虑，以弹性外交与强敌达成的适度的“包容之道”。 宋代的外交承继唐五代以来的制度而又...(展开全部)

兩宋時期的外交政策是主戰派和主和派互相激盪， 但是宋人屢次北伐都失敗，只好以屈辱的國格維持偏安局面。 基於理性思想，兩宋不得不面對現實： 採取彈性的外交手段來求生存。 兩宋時期，朝野人士對於遼、金、蒙古三個民族的性質和優勢有不同程度的認識，提出的外交政策，大致分為主和派和主戰派。主和的極致是石敬瑭所謂「屈辱」的外交，對遼稱臣納貢，並且認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主戰的極致是宋太宗和南宋韓佗胄的北伐。這樣的二分法也許過於簡單，如果深入一層觀察，兩宋對遼、金、蒙古的政策，其實可以說是「和、戰、守」三策交互的彈性運用，而基本目的是維持與強大外夷的和平相處而非征服。 宋代為維持和平而採取彈性外交，與敵國舉行無數次的談判，訂立自古以來最多的條約，規範國際外交禮儀，交換諸多使節，並在邊界實行榷場貿易。這段空前的歷史演變值得我們注意和探討。 另外，宋人賦詩數量大，包含範...(展开全部)